治•水 ——中国水危机与公共政策十人谈

发布时间:2015/12/2浏览次数:152作者:广州绿众水务:节水工程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水/漏水漏损探测/水平衡测试/管网CAD图测绘/


 

       中国水危殆!

  到今天为止,本报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告一段落。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本报数名记者穿梭于中国近海及江河湖泊,以实地见闻和翔实的数据资料勾画了中国水资源面临的困境。报道落下帷幕,这是一个结束,但希望它是另一个开始。

  1127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南方都市报共同主办的中国水危机与公共政策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人大、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和来自学界、知识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多家国际、国内环境NGO、基金会的代表,在中央党校崇学山庄,围绕造成中国水危机的根源、工业污染的现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同时,对困扰中国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机制、法律等进行了深刻剖析。与会代表亦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探讨。今日本报刊发其中十位代表的发言。

  另外,近期本报将在广州举办中国环境危机与企业公民责任高峰论坛。敬请关注。

  本报中国水危机刊发目录

  滚滚黑水向东流,化工园锁链剿杀中国海

  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

  沱江劣五类之困

  ●11年治污难解太湖死结

  滇池,在都市膨胀中重病缠身

  荒漠化威胁三江源

  八百里渭河水,载不动关中一个城

  华北地下水超采危机

  悬在村庄头上的污水盆突然倾覆

  污染西进,当农灌渠变成排污渠

  刘昌明:污染损失抹去GDP3.5%

  中国科学院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刘昌明院士,就中国的水资源现状作了简要介绍。“我国水资源在总量上是比较大的,但是,人均占有量非常低。中国淡水总量是62000亿立方米,不到全球总量的0.018%,”他说,“总用水量已经达到53000亿立方米,接近饱和,农业用水占68%,可是,工业用水持续增加。”

  工业用水是发达国家5

  刘昌明透露,国际上通行的是水资源开发不能超过40%,可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我们的万美元GDP用水4810平方厘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发达国家的5-10倍,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也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刘院士说,这种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除了利用率不高,污染更加严重。目前,全国年废污水排放是740亿立方米,产生COD7437万吨,地表水质下降,水功能区域已经过度超载。”刘院士通过演示资料透露,我国农民人口有3亿多饮水困难,污染又使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从2000年以来,多数河流湖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从2005年、2006年、2007年不断出现的污染事件来看,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3.5%左右。”

  华北地下水30年内枯竭

  “缺水和污染导致生态严重退化,湿地退化、河流断流。”刘院士说,同时,地下水严重超采,地下水储量已经下降到11万多平方公里。“地下水位下降导致海水入侵,2003年,北方沿海地区海水入侵2457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增加62平方公里。华北地下水超采率超过150%,全国有164个超采区。照此速度下去,华北的地下水将在30年内枯竭。”

  缺水和污染导致了气候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地区气温平均上升了近一摄氏度,其中内蒙古超过了1度。”刘院士说,气温上升导致干旱加剧,北京已经连续8年干旱。

  “我国的节水空间还是很大的,再生水利用率也非常低,应做好水的良性循环利用。”刘院士说,“现在,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污染发生的速度。怎么样使我们的环境更好,能够跟得上发展的速度是需要我们探讨的。”

  孙佑海:环保新律将陆续出台

  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法案室主任孙佑海在论坛上谈到,国家十分重视水污染防治工作。“我国很早就提出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每年两会期间,都会专门部署环境工作。”孙佑海说,“国家也非常重视环境立法。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制定了《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国务院还有大量的行政法规,还有很多的地方性法规。”“国家做了大规模的水污染防治工作。现在每年有大约2000亿元这方面的投资。全国人大也做了大规模的工作治理水污染。”

  《水污染防治法》征民意

  “怎样把节能减排的目标和循环经济结合在一起,考核的办法有一个评价的体系。这是最近的新政策”,孙佑海说,“几个月后就要通过。”

  孙佑海说,全国人大正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12月可能二审。为进一步把公众的意见反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来,使法律修改得更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这部法律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他还透露,完善水管理方面的法律,也将制定。

  环境污染企业应退市

  孙佑海还提议说,国家环保总局和证监会应该联手,今后在审查上市公司资格的时候要把是否达到环境保护标准、是不是环境友好型企业、是不是在环保方面做得很优秀作为上市的一个标准,在上市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查。“如果是环境污染严重企业,应从股市里退出来。”

  于建嵘:化工污染最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长期做信访研究,他发现,在信访案件中,最受到重视的是和环境保护有关的。

  农村污染不受重视

  于建嵘说:“我发现了一个特点,离城市比较近的城区和郊区,当百姓的利益受到污染损害时,会比较被政府重视,但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不会被重视。”他认为,在离城市较远的地方是资源开发型的污染企业,对老百姓的危害政府和有关部门并不清楚。

  “我曾经在安徽调查过,当地的老百姓很支持企业,只要获得在经济上利益,就不会去告。”于建嵘说。

  在信访的结果上,化工企业造成的污染问题被关注的程度最高。“环保案件最受重视,土地案件则相反。”于建嵘认为,土地的利益是可以计算的,而环境污染的利益是难以计算的,农民在上访中,通常是不告环境问题,而是告不该拿去他们的土地做工厂。

  污染引发民众与政府争执

  但是,即便环境污染案件被重视,还是发生了一些冲突事件。“今年,在福建南坪,就发生了一个村的几百村民与政府的对抗,就是因环境污染引起的。”于建嵘说,这是因为政府对大江大河的污染重视,但对一两个村庄的水资源污染却忽视,“总的来说,环境案件冲突还是比较少的。”

  “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是我们民众和民间机构能够解决的。组织民众去抗争付出的代价很大,我是不大主张这种做法的。所以我呼吁媒体要多多参与进来,媒体的力量很大。我认为媒体应该成为一种核武器,对所有的机构应该产生一种震撼力。”于建嵘说。

  牟广丰:环境为经济付出太大代价

  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原司长牟广丰巡视员表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我们付出了过大的资源和环境方面的代价。十七大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时候,把资源和环境付出的代价过高过大列为了第一位的问题,这是实事求是的。”

  环境无法承受高能耗发展

  牟广丰说:“这印证了我们以往的方式再也走不下去了,所以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难道就是为了住在比较好的房子里,开着比较好的车,出门得戴口罩,喝水吃饭都战战兢兢的吗?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放心的食品,现在似乎成了奢侈品。这显然不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十七大报告重新调整发展思路,否则我们国家的资源靠这样的发展是难以承受的。”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环境保护的十一五规划。这个计划把改善饮用水源水质放在了最为突出的地方。”在参加本次论坛之前,牟广丰刚刚结束环保总局的会议,“周生贤局长作的报告数次提到了保障饮用水,节能减排的中心任务就是保护好饮用水。”

  牟广丰说:“连续几次环保规划都没有完成。环保总局遭到了一些指责,质问环保规划为什么完不成?别的部门的规划为什么都能完成?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别的部门都超额完成了环保部门才完不成。石化完成了,化工完成了,钢铁完成了,水泥完成了,都是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所以环保部门才难以完成。”

  九龙治水协调难

  “污水怎么治?协调也是问题。现在我们基本上是‘九龙治水’,哪个部门都要管,却都管不好,”牟广丰说,机制制约使很多事情难办。“最近,要发一个公众环境保护意见,发改委仅是协调三家部门就协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规划环评条例》原计划应该今年下半年出台,但由于协调难,今年年末之前肯定出台不了。乐观讲是明年第一季度能出台就不错了。”“而且部门之间几乎也是铜墙铁壁。所以这个协调也要有一个过程。”

  “总的来讲,我个人认为事态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也可以说,随着节能减排,随着发展方式的变化,相关部门要全力以赴解决饮用水源的保护问题。凡是涉及到饮用水源的,建设与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一律不批。”牟广丰说

  李楯:水问题要做到民生第一

  “我觉得不管是水少了,还是水干了以及其他的问题,都涉及到环境资源的角度,我们首先应考虑的是否真正做到‘民生第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教授李楯在论坛上着重谈了环境事件中的公众知情。

  要规避西方教训

  “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能解决问题吗?涉及到环境污染、水污染的问题,从环保总局到各地方的环保局能顶得住吗?”李?J说,制定的时候都不知道就已经出台了,公众的知情权是得不到保护的。

  李楯认为,中国是后发国家,应该吸取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的教训。“即使在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技术层面上,也需要考虑能不能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如何用好西方的技术,规避西方的教训。”

  公众参与官员问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基本的政策,保证公众知情,要在三个方面做到:一是信息公开,第二是公众参与。在水的治理方面,比如说在污染方面都需要有公众参与。第三是要有官员问责。有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官员问责,我们就有可能逐步地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李楯说。

  杨东平:北京在与生态危机赛跑

  杨东平是国内著名的环保NGO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现任的副会长。“近几年来,国内NGO高度关注水资源问题,这是这几年来NGO转型的一个重大的特点。”他说,从怒江开发事件开始,NGO已经从直接做一些具体的项目,发展到了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中,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北京打穿华北最深水井

  “我主要想谈的是北京的水污染问题。”杨东平说,“围绕奥运会,北京市对环境问题很重视,近些年来花了巨资改善空气质量。但是,最核心的仍然是水的问题。”杨东平表示,从2003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首先从山西、河北调水,到今年为止已经调拨300多亿立方水。2001年,北京调水项目通过了国务院的批准,写进了北京市制定的21世纪初《首都水资源可持续运用规划》。

  “按照规划,北京市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1800万,在现在基础上增加近500万。2000年,北京的淡水占用量是284亿立方米,可是,到2020年,淡水占用量可能没有这么多,缺的水只能通过从山西调水、南水北调补给。”杨东平认为,北京地区水资源紧张的局面难以改变,而且还会持续加剧。“北京多年来长期开采地下水,去年4月4日,北京一家报纸报道北京市在云岗地区打穿华北最深的水井。”

  “那篇报道说,北京已经开始饮用化石水,我觉得这个信号是非常危险的。”杨东平对报纸把这个当做一个好消息报道感到担忧,“北京和生态危机赛跑,到底谁跑在前面,这个就不好说了。”

  北京不应搞高耗水设施

  “我们的各种公共建设,有些建筑成为高耗水、高耗能的建筑,在北京这么缺水的地区营造那么巨大的水面,这和建节水型城市的目标是不相符的。”杨东平说,“北京应该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重新规划自己的经济发展,同时应该以政府部门作为表率身体力行的推进这个工作,加强公众的参与。”(下转38版)

            稿源:南方都市报 日期:[ 2007年11月30日 ] 版次:[ AA36 ] 版名:[ 深度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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